零工经济来了，社保如何跟上
“我们发现当下很多‘95后’甚至‘00后’，都乐于以一种相对自由的无约束状态去生活工作。而从企业方来说，随着国内企业人力资源发展，特别是在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体系发展形成了标准化的岗位，更多工作可以用临时性的灵活用工来代替传统用工。同时，企业拥有更多软件来管理员工，这就实现了更加灵活且高效的异地化管理，对于员工的目标考核更加明确。”王锐旭说。
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送餐员，已经成为北京一道风景线。图为1月3日下午，行驶途中的外卖送餐员。记者 韩秉志摄
难获社保福利：“打零工”者面临风险
“零工经济”去组织化的就业模式，打破了雇主与劳动者的传统用工关系，对目前已有的劳动、用工、就业、培训、社保等政策和体制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
如今，在完成了诸如车辆、健身房等实物的共享之后，知识技能的有偿分享也成为新热点。尽管目前从事“零工经济”的人数跟全职工作人数相比还比较少，但这种能够确保工作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就业形式越来越普遍，其发展速度已经不容小觑。值得注意的是，新就业形态的出现，对目前的社保制度也带来了挑战。由于“零工经济”这种去组织化的就业模式打破了雇主与劳动者的传统用工关系，新就业形态也面临着就业安全性的风险。
“新经济重塑的生产交易关系，使得劳动者可以受雇于多个市场主体，甚至是自我雇佣。比如，过去就业需要有单位，现在新经济可能是一个人的就业，不存在雇主。这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作时间的碎片化。一方面，劳动者收入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各项劳动标准下却难获相应保障，尤其在交通安全、工作时间等方面影响比较大。”乔健说。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等一般都是以劳动合同为基础，对雇员和雇主都会有一定的要求，有的还需要按照劳动者收入水平进行缴费。但对非正规就业、新就业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更加松散，收入水平不易跟踪，不同地区在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定和实施也存在差异，而新经济下劳动者就业和工作普遍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如果在不同地区间更换或者从事工作，权益保障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
对于从业者来说，“零工经济”在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剥夺了一些雇员的职业安全感，由于很多人在“打零工”时签订的并不是正式劳动合同，不利于自身权利的保护。
肖超飞告诉记者，在工作时间方面，平台并不会提出太多要求。但自己想挣得多点，经常会超时工作。偶尔他也会抢午夜的一些急单，早上再回家补个觉。
“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全在车里，对体力是很大的考验。”一位滴滴司机对记者表示。
“表面看起来，平台对员工的从属性要求减弱了，但实际上平台在制定规则方面有更多话语权，对劳动者的控制力反而更大。”乔健认为。
从更宏观层面来说，“零工经济”属于一种技能经济。这意味着，有能力的人能够通过平台获得更多收入，而对于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未来就业或将更加困难。
在北京、河北等地打工多年的老王目前就职于北京某搬家平台，他的工作是搬运工。已经年过五旬的他干起这份力气活并不轻松，但选择这份工作也是无奈之举。从物流司机到快递员等职业，过去两年，老王体验了多份零工经历，也有过从共享经济中分一杯羹的打算，但快递员这份工作他很快就放弃了。“送餐的话就要抢单，全部都在APP上作业，但自己操作手机又不灵光。常常是人家送完好几单，自己一单也抢不上”。
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专家刘燕斌看来，新就业形态和创业带动就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有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灵活性;另一方面，也对已有的劳动、用工、就业、培训、社保等政策和体制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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