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建少年班40年 神童后来都怎么样了
不过，如果说天赋异禀的神童“赢在了起跑线上”，那他们却未必是“笑到最后”的人。《关于艺术家形象的传说、神话和魔力》一书中认为，人们对杰出人物早年事迹的兴趣主要是假定这对其将来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又或者是其未来成功的先兆，但事实上却未必有因果关系：
在过了那个‘潜在期’以后，能成功地保留早年才能的儿童竟是寥寥无几。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即在众多的天才儿童中，后来真正成为艺术家的只是少数。我们之所以对这极少数的天才有所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被特别挑选出来，作艺术家传记中的英雄。
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教授琼·弗里曼从1974年起跟踪调查了210名极具天赋的儿童，但最终发现其中仅有6人(3%)“取得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与王安石在《伤仲永》中的结论不同，她不认为这是由于父母后天教育方式上的过失，而归结为神童们常会因为在多个领域表现出天赋而分心，但伤害最大的则是“神童”这一身份本身带来的负担，她说：“‘神童’也是普通人。但他们面临特殊挑战，尤其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因此她强调：
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创造力是取得一切伟大成就的基础。
在这里有一种西方传统的幽暗意识，即“超常的事物并不一定是幸运，它往往会给它的主人带来灾祸”。在2017年春上映的美国电影《天才少女》中，母亲早逝的七岁女孩玛丽是个数学神童，但当她的天份显露出来时，抚养她的舅舅弗兰克却坚持不肯将她送去那种天才少年班，因为他认定，如果玛丽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长大，就会像她母亲黛安那样无法得到自己的幸福：黛安极有天份，但也因此从小被母亲禁锢在家里研究数学，没有娱乐，没有玩伴，也没体会过体育、夏令营或派对带来的欢乐，最终不幸自杀。
与之相反，争夺抚养权的外婆伊芙琳则代表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天才是十亿人里才出一个的稀有物种，人类的进步就靠他们推动，因而让他们过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浪费了他们的才华，这是不可容忍的。但在弗兰克看来，“天才养成计划”让天才本身成了受害者，神童确实是特殊的人，但如果过于强调这种特殊性，那么这种天赋带给他们的可能就是不幸。
▲《天才少女》(Gifted，2017)剧照。
如果由中国人来选择，那大多数人恐怕都会选择伊芙琳这样的思路：如果家里出了一个神童，那就算砸锅卖铁也必须确保他过一种完全不同于普通孩子的生活。必要时，全家人都可以为此作出牺牲。像10岁考上大学的辽宁神童张炘炀，父母原本都是普通职工，但为了照顾儿子的学习生活，都不辞辛劳地东奔西走，母亲把工作调到了河北廊坊，父亲则在天津全程陪同他开始大学生活。然而张炘炀在心智上显然仍只是个任性的孩子，他在硕士论文答辩前赌气说，如果父母不给他在北京买房，他就不答辩，也不考博士。
平心而论，看看张炘炀的事迹，他除了早些上大学，别的方面也都很平常。很多神童也是如此，他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智力发育早，但未必潜力也一定更强，更不能证明他们在别的方面也同样懂事早熟，相反，他们往往倒是由于过分偏重智力发展，导致生活能力上出现问题。
曾被誉为“中国第一天才少年”的宁铂，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少年班的明星，19岁成为中国大学里最年轻的助教，但1998年他在《实话实说》节目中却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四年后，38岁的宁铂突然宣布出家为僧。14岁考入大学的王思涵，毕业考试时却仅有一门英语及格，被学校责令退学;另一位神童魏永康在读硕士研究生时也遭到退学。这未必是他们“不行了”，而是“神童”的光环给了他们远远超出常人的压力，因为周围人常常都会忘了一个事实：“神童也是人”。
▲宁铂在《实话实说》(1998)节目。
中国天才养成计划
“资源有限，只能集中在少数精英身上”
我们不由自主地对神童寄予厚望，可能也是因为在潜意识里会觉得，他们的天赋并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似乎还是“公共”的——这些具有特殊能力的人，被寄望来运用这种能力造福更多人，做出更多贡献。
1978年为神童们创办的少年班或许就是这一想法的产物。虽然这是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的推动下设立，公开的目的是说“探索中国优秀人才培养的规律”，但毫无疑问，这种中国式特殊教育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及早选拔精英，试图以一个小而精的团体来弥补中国在科技和学术发展上的不足。就逻辑上来说，这就像中国大众体育基础薄弱、国家也没有经费去广泛推动，但可以选拔少量体育人才，去奥运会赛场上争金夺银，确保花费少而又能跻身最前列。简言之，这是适合当时国家需要而创设的一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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