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建少年班40年 神童后来都怎么样了
实际上，晚清时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也是出自类似目的的举措：由于短期内无法普及教育，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选拔少数精英去接受最好的现代教育，国家指望这些智力超群的孩子，能学得新知识后成为国家各方面建设的未来栋梁。这种“资源有限，只能集中在少数精英身上”的想法，在现代中国根深蒂固，最能体现它的还不是大学少年班，而是每个县市都有的重点学校或学校里的强化班。到1981年，全国各地已经确定了4016所重点中学，它们逐渐成了精英大学生源的主要来源。
根据《无声的革命》一书所论证的，这种中国模式与西方精英教育不一样的是，这些重点学校的精英不仅仅来自上层家庭，而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择优录取，从社会各阶层选拔。这正是因为新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而是国家建设的需要。
1978年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在此，他突出了后发国家的追赶心态。最早开设少年班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都曾一度招收少年大学生，中科大和东南大学、西安交大迄今仍在招生。虽然在培养模式上，少年班的指导思想是“以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但毫无疑问，少年班本身就是为了选拔、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尖端人才，因此，没有哪所中国高校曾为文科神童专门开设过少年班，因为国家需要的是科技精英——他们身上承载的不仅是个人的理想，甚至还有国家的梦想。
▲早期少年班的师生。图片来自中科大少年班学院网站。
少年班的确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但三四十年后回头来看，它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少年班和重点班本身就挤占了有限的教育资源，有损教育公平。由于这一特殊教育的思路本身就是“超常规”的，因而势必打破一般的教育规律，简言之，这是“跨越式发展”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人们对神童寄予了超高的社会期望，而在他们表现不如预期时又失望乃至嘲讽，因此，围绕这些神童的新闻最常见的就是他们的早慧和失常这两类，这对他们个人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压力和严重伤害。正因此，学术界和社会一直对此有争论，认为“神童教育”在本质上是违反教育规律的，未必有利于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潜能。这意味着人们关注的重心逐渐回到了这些神童本人身上，而中国社会也逐渐从以往的精英教育转向了普及教育。
制造神童
“读书无用论”与神童教育并非矛盾
事实上，不仅神童的后续表现常常不如人意，中国历代科举考试的状元，也只有文天祥、张謇等寥寥数人名扬后世，大部分表现都颇为平庸。哈佛女孩刘亦婷，后来虽然人生尚属平顺，但与其当年传遍全国的盛名相比，也不算是多大的成就。本来，考试成绩所能证明的只是个人综合能力的一个很小侧面，且仅偏重于智力层面。但性格、专注力、毅力等因素在人生道路上的影响往往还更大——当然，还有所谓“运气”和机遇。不过，值得思考的是：为何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热衷于制造神童呢?
恐怕还是要说到中国特殊的社会心态：受一千多年来科举制的影响，我们深信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而除了后天努力和方法之外，“神童”的出现最能满足这样强烈的心理期盼，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举时代的金榜题名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成功，而是整个家族和地方的荣耀——中国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从整个家族中选拔出少数有潜力的好苗子，然后以家族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培养他成才，作为回报，他也将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成功回馈给整个家族和地方。
陈毓贤在《洪业传》中提到，洪业之父洪曦1891年中举人，“那时有很多做媒人的，专门注意这些稍有前途的才士，有个福州的茶商林钟皋来说亲”，而许多人也注意人才的发掘与培养，“有所谓‘爱才’之说，热衷此道的人着迷的程度不逊于‘爱财’的人。”贫苦出身的书生高中状元后被富贵人家的小姐看中，那是常有的事。
在此，功利的人们所看重的，并不只是教育对个人品性素养的塑造，而是很现实地注意到了教育所带来的物质成功。
“教育改变命运”与其说是一个事实，倒不如说是一种信念，是对向上流动和相对公平的一种社会期望;但当人们发现读书并不能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物质回报时，很多人就开始高唱“读书无用论”的调调。不久前Global GfK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好的生活有哪些要素时”，只有22%的中国人选择了“大学教育”，其重要性排在第十五位。在很多地方，都有人觉得读书对自己的生活没多大帮助，甚至觉得不少人读书读傻了。
这种心态与对“神童”的推崇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实不然。换言之，“读书无用论”打击了原先那种试图通过读书来变现的功利心态，自此之后，受教育开始更多是为了自我实现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当官或赚更多钱，因为那些本来就不是现代教育的目的。何况，与以往那种科举人才选拔、天才少年班之类的精英教育不同，现代国家的大学教育是一种国民素质的普及教育，也就是说，上大学仅是为了让你具备合格的公民素质而已。
然而话是这么说，每个家长其实又在以空前的力度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因为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现代社会里，唯有受教育程度最能决定一个人的个人成就。此时，“神童”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社会梦想，他可以不依赖父母的社会资本、家境、学校等因素，单凭自己的天赋就能实现社会流动，因为不管他将来取得多大成就，他作为神童本身就已经被证明跻身于社会精英行列。就此而言，一个热衷于制造神童的社会，正表明最关注的仍是教育实现阶层流动这一功能，对人们来说，这种公平竞争带来的成功本身，始终还是比“读书修身”更激动人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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