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 现代舞是“乞丐职业”,但努力就能被世界看到

发布时间:2018-05-23 09: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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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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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次看现代舞

确定“你要为自己而不倒”

陶冶觉得自己有“天生自带问题”的属性。他12岁接触舞蹈,学习民族舞、古典舞和芭蕾,可陶冶总觉得这样的舞蹈形式让自己很不自在:“那种跳舞的方式让我觉得很不顺畅。”他希望能从舞蹈中获取人生答案,但传统舞蹈似乎对他来说没有作用。于是陶冶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直到19岁那年,他遇见了金星舞蹈团的现代舞作品《小岛》。

《小岛》时长不长,所要表现的肢体语言类似电影的慢镜头艺术。演员需要用肢体传神达意:时而是飞鸟,时而又变化为游鱼。结尾处由飞鸟组合的人体演绎出一个人在小岛上漫步,法国著名作曲家瑞内·奥布芮的名曲《小岛》与舞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给陶冶不一样的艺术感受。

自那之后,陶冶在现代舞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你要为自己而不倒。而这个“自己”不仅包含了自己的身体,还有语汇、思想。陶冶眼中的现代舞是针对个体的艺术,是动态的、永远活在当下的进行时。而这个理念也让陶冶开始思考:你此时此刻怎么“动”,才能够面对之后和未来。

2 第一个稳定场地

郊县健身房一天五元

2008年,23岁的陶冶与段妮和王好,三人一起创办了陶身体剧场,想要追寻纯肢体舞蹈艺术的研究。当时的舞团没有场地、没有资金支持、也没有项目,只有一腔热血和想要实践舞蹈创作的使命感。“我觉得所有从无到有的过程,就是我们想要前往的意义。”陶冶说。

既然是做舞团,排练场地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但他们租不起市区内昂贵的排练厅。于是他们初期找过空地、借仓库,甚至在家里的客厅进行排练。后来他们找到北京附近一个县城的健身房,一天的租金只要五块钱,虽然往返排练厅路程要四、五个小时,但总算有了一个稳定的练习场地,每天都能保证有四个多小时的排练时间。关于资金问题,陶冶从来都不看重:“只要身体健康,且不会饿死,其他都不是问题,我们都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看重的只有内容创作。”

而现在,陶身体剧场终于有了自己的排练场地,位于北京318国际艺术区内,一楼是宽敞的排练厅,舞者排练的声音在整个空间回荡;二楼则是陶身体剧场演出剧照的回型展厅,记录了他们每一场难忘的演出时刻。

3 第一次国内演出

和画廊的跨界合作

陶身体剧场在2008年3月开始了国内的第一场演出,在一个画廊里做跨界项目——《作妆》。画廊经营者是三个法国人,他们特别欢迎表演艺术家在画廊创作行为艺术,这也与陶冶的意愿不谋而合。这次演出迎来了200多人次观众观看,打造了一种沉浸式的现场互动演出效果。“可能因为我的作品本身呈现在舞台上太过极简,基本上只剩身体了,所以我就把好奇心和表达欲放在了探索更多的空间可能性上。”陶冶说道。

画廊演出之后,陶冶在空间结构选择上也变得更加多元,胡同里、咖啡厅、长城上、海边、森林里等等他们都有尝试。舞团2009年也走进了剧场,与戏剧导演林兆华合作《故事新编》,在这个作品里他们首度尝试了现代舞与戏剧、京剧的融合。甚至在2014年,陶冶带着现代舞走上大银幕,在崔健执导的电影《蓝色骨头》里出演了一个叛逆的文工团舞蹈演员,在陶冶看来这都是在不停探索现代舞不同的空间边界。

4 第一次海外演出

在荷兰挑战极限

陶身体剧场的第一次海外公演,是201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演出《重之三部曲》,一共三场演出,每场演出到场观众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一位是陶冶曾经的合作伙伴——荷兰籍编舞家阿努克(音译),她在荷兰有自己的舞团并担任艺术总监,她是专门前来看陶身体的演出。

《重之三部曲》中有一段独舞,是段妮站在两束定点光下长达20分钟的舞动棍子,很多人都认为这近乎是在挑战人体的极限。“阿努克说她随着段妮的每一个动作,感到越来越窒息。因为这个作品太过于挑战身体极限,演完后我们感觉又再一次战胜了自己。陶身体早期的作品难度其实更加极致,更加挑战人性。”

借着那次在荷兰、比利时为期一个半月的文化访问机会,陶冶、段妮、王好三人游历了两国五个城市,与当地剧场和制作机构进行深入沟通,从而打开了日后的国际巡演之路。从那之后,陶冶开始不断收到海外艺术节的邀请:2011年陶身体剧场受到美国舞蹈节的邀约演绎作品《2》,随后又在纽约城市剧院公演《重3》,这也是陶身体剧场经历过观众最多的一次演出,整整坐满了五层5000人。这两部作品在美国艺术界广受好评,也帮助陶身体剧场拓展了北美乃至世界的市场。

迄今为止,陶身体剧场演出最多时的纪录是一年里去达19个国际艺术节、15个国家,来回飞行30次;有时横跨几个大洲;演出最少的时候,一年也会去七八个国家。但这些国外演出都是受邀于非营利性艺术节,鲜少接商演,这是来自陶冶的坚持:只参加国家性质的艺术节,只有这样才能更纯粹地表达舞蹈艺术。

5 第一次自主招聘

50人面试只留下3人

随着陶身体剧场逐渐发展,慕名前来的舞者越来越多。2012年底,只有四人的陶身体剧场终于进行了第一次面向社会的舞者招聘:50多人参加了面试,最终却只有三人顺利留下。据陶冶介绍,舞团招聘报名人数最多时有120余人,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舞蹈专业毕业生、港台舞团舞者,甚至新加坡和英国的舞者都申请加入。但陶冶的选拔要求相当严苛,不仅要经过初试、复试,还要有三个月的考核预习期。直到现在,陶身体剧场一共也只有11名舞者。

谈及挑选舞团舞者的要求,陶冶首先强调的是“要爱”,因为陶身体剧场每一天的训练安排都非常充实但也非常艰苦,没有纯粹的热爱,很难坚守。“爱”是陶冶在这次谈话中不断提及的词汇,也是他认为走舞蹈艺术这条路,最要看重的第一要素。第二则是要求舞者身体要有识别度,身体的运动不能固化传统训练的刻板痕迹。相较于姿态,陶冶认为现代舞其实更讲究过程,讲究在过程当中找重心、找失衡、找连接下一个的转换,这更加要求舞者身体全能:要有协调且柔软的身体,同时还要有爆发力。

“我们曾有一个舞者说,要检视自己是否真爱舞蹈,就得来陶身体剧场。有的舞者来考了四次,现在的好几个舞者也是考了两次才考上。这条路太不易,选择了舞团也是选择了一条完全没有捷径的路。但我们观察到每一年来应聘的舞者其实都有变化,他们对于身体运动的控制越来越好,主动意识也越来越强。”陶冶笑着说。

6 第一次运营危机

没饿死,但也没安全感

虽然陶身体剧场的名气逐渐开始积累,但如何维持舞团收支平衡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提及如何运营,陶冶解释道:“独立舞团在国内可能会被划为商业机构,但其实我们的生存状态跟国外舞团一样,属于非盈利团体,没有任何扶持。我们只能通过国外艺术节邀约的演出费维系运营成本。基本上能活,工资也没有拖欠过,但没有什么安全感。”

因为国外演出计划是提前一两年开始策划,所以陶身体剧场生存依靠的“演出费”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周转期,在这个周期里,由于各国艺术节付款流程不同,外币再转换成人民币也需要时间,所以稍不谨慎控制,就有可能造成入不敷出的局面。

2015年,陶身体剧场经历了一次运营危机,前制作人的合同到期,没有续约。由于陶身体剧场早期的国外拓展项目都由这位制作人联系,陶冶、段妮他们只需要专心创作,但2015年至2016年间,制作人的缺位使得陶冶、段妮、王好开始需要自己负责对外项目的联系、处理邀约,内容创作之外的事务性工作急剧增加。但好在此前的合作为陶身体剧场积累了稳定的演出资源,多家知名艺术节和顶级机构已形成了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所以对项目进行得当的规划后,舞团很快就渡过了难关。

陶冶也因此明白了运营之道,就是提前给舞团做长期规划。现在,陶身体剧场的演出排期已经排到了2020年,明年一整年已全部安排满档。

【陶身体说】

“不想用舞团赚钱”

陶身体剧场的价值观在陶冶看来就是——从来没想过用舞团赚钱:“如果你想用舞团去赚钱,那肯定前功尽弃,所有此前创作作品的价值都会土崩瓦解。舞团就是要严肃地针对创作和研究。舞团价值在于作品的形成与舞者的培养,虽然创作这些作品过程中需要花钱,但是它最终只指向精神。物质这一方面,只考虑怎样生存下来就够了。”

“现代舞在全世界都是乞丐职业”

陶冶觉得现代舞并不是一个在物质上去体现与追逐的行业,国外的独立舞团虽然有艺术基金等资助,但同时竞争也很激烈,常常处于僧多粥少的局面。“包括美国与欧洲的一些舞团其实运营也都很困难,其实现代舞在全世界都是乞丐的职业。”陶冶调侃道。据陶冶介绍,光斯德哥尔摩这一个城市早就有接近200-400个大小不等的现代舞团,而柏林、巴黎这类主流欧洲城市,现代舞团数已破千,但是中国的现代舞团数目远低于这些数据。这在陶冶看来,也意味着中国将来的艺术发展土壤存在很大潜力,加之国内也逐渐设立了多种扶持计划,他相信现代舞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艺术该有温度,不追求娱乐化”

陶冶并不打算迎合时代、迎合观众去做娱乐化的作品,虽然如今可能更偏好有娱乐精神的内容:“艺术的纯粹性应该是更深刻的,它对人性的观察和折射应该更加有温度,所以我觉得不能只是追求表面的感官性,观众需要不同内容的启发,来提升自己对于艺术跟生活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

(专题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昔诺 实习生 徐美琳 刘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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