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头与潮尾、可能性与安全感、有与没有、爱情与面包 女人三十
可能性与安全感
张宁宁的30岁不会拖延到来。20岁时，她觉得30岁无比遥远。如今32岁了，她却感觉20岁仿佛就在昨天。
她能感觉到体力上和20岁同事们的差距，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害怕风吹日晒，害怕路太远，一不小心熬了一夜，三天都睡不回来。”
心态也有微妙的变化。团队的小姑娘一次直愣愣地指出其他组的问题，结果承担了修正的任务。张宁宁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不拐弯、爱表现、想尽办法多付出一点点，让人群里的自己被看见。她如今绕着麻烦走，“佛系”，讲界限——工作和生活分开，自己该做的和他人在做的分开。
她依旧繁忙，脚下浪潮不倦向前，人不进步就是倒退。但某种疏离感正在生长，她与周围飞速变化的一切保持着相对静止，像浪潮上的浮岛。
产业发展的荣光和她从未真正相关。13年里，北京市的平均工资翻了一番，四环内的平均房价涨了10倍不止。细算起来，张宁宁距在北京拥有自己的房子最近时，还是初来乍到工资最低的时候。
19岁时在北京站的人潮里，张宁宁以为自己终于抵达了想要的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留在老家的高中同学纷纷结婚生子，大部分一直干着同一份工作，日子缓慢而幸福，“一眼能望到头。”
如今，北京这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可能性让32岁的张宁宁有些迷惘。她不知道再过几年公司还会不会在，自己又在哪里，是不是还有精力拼下去。
她担心自己挣到顶了。
2017年年初，一家著名技术企业被曝裁了一批45岁以上的员工，“清理”了34岁以上的交付工程维护人员，将他们转岗、分流。这家企业度过了30岁的生日，急于在激烈竞争中吸收新鲜血液，维持青春。
而立之年，女性处境更加艰难。一家招聘网站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针对职场女性展开大规模调查报告。报告提到，30到34岁的女性处于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其中四分之一感到比较或非常严重的性别歧视。女性整体收入比男性少22%;升上管理层的女性比例远低于男性，72%的被访者表示自己的直属领导为男性。
调查显示，这个年龄段未婚孕女子感受到的歧视最为严重。
张宁宁的屁股搭上过一只不怀好意的手。她上一份工作在一家小型公关公司，待遇不错，同事和睦。公司的一位男领导一次和她共同外出办事，途径小巷，那位平常和善厚道的已婚男士探出了手。
张宁宁有些不敢相信地弹开了，骂了句脏话。第二天，她就杀到人力资源办公室，要求严惩。
手的主人最终遭到了一次严肃的警告处理，扣了奖金，可仍留在公司——他是联合创始人，公司不可能开除他。领导层当天找到张宁宁，表达了对这类事件严惩不贷的态度，并恳请她不要张扬此事，出于“对她个人名誉和公司声誉的保护”。
在不张扬的空气里，这条新闻传遍了全公司。道完歉，那位手不安分的领导开始处处给她“小鞋”穿。公司领导层建议帮她换组。
“得了，也别给你们添麻烦啦。”这名火爆脾气的受害者最终自己离开了。
有与没有
陈小河领教过职场刻意轻描淡写的不友好，体面之下内伤累累。
1988年出生的陈小河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皮肤白皙，长发大眼。她在一家投资机构工作时，公司领导总期待她能主动承担一些服务性的琐碎工作，却不对男下属有同样的要求。他露骨地评价陈小河的美貌，并暗示她要多与客户们“接触接触”。
这个外地姑娘在28岁时艰难地换了工作。她不止一次在求职面试时被询问是否有结婚生子的计划。“公司看你年龄差不多了，担心没干几天就生孩子去了，太不值。”
她最终做了金融记者。战场没变，金融街的玻璃墙如丛林，国贸地下通道如迷宫。这些是北京税收增长最快的地区，橱窗里一份甜点售价百元上下，硕大招牌间的操作涉及金额带着一时难以数清的零。
带她的“前辈”比她小，同龄的同事已经在这行耕耘多年，她奋力追赶。
换了行当，她仍旧常常被教育搞好人际关系，和领导套好近乎，周围人的努力也不完全是出于对这一行的热爱。
她常常思念学校，想回到那个单纯的环境里再扎扎实实学几年新东西，换个方向。可她舍不得学习的时间成本——哪家公司愿意要一个过了30岁的女性新人呢?
换工作后，收入不如以往，但陈小河觉得自己好像快乐了一点。第一次在文章后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有种奇妙的感觉：轻飘飘的三个小字，表明那是属于她的成就，谁也无法冒领。
新闻是她少年时代就憧憬的工作，陈小河最终决定相信一切折腾都是值得的。她的30岁生日在北京一家顶楼餐厅里庆祝度过，蛋糕烛火下，车流灯光迷离一片。第二天睁眼没感觉到比昨天的自己成熟多少，顶着因宿醉而嗡嗡作响的脑袋，赶去某个发布会。
她仍忍不住左顾右盼，惦记着某个同学升职加薪，羡慕某个同学创业了年薪百万。奋斗似乎永远没有顶，总有人在更充满希望的领域里。而前辈告诉她，行业受限，资历增长她的薪资水平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她不觉得自己算是执着于物质的人。在北京这些年，她逐渐有能力拥有越来越贵的名牌包包，也没磨灭对便宜帆布袋子的热爱。混着背，都挺美。
“可我总是忍不住在比。”她说，“别人有的我没有，是不是就代表我比她们差?”
爱情与面包
陈小河上一次哭是某个工作日，她连着跑了3个活动，回家跌进沙发泪流满面。那完全是生理性的泪水，“太累了”，身体在抗议，内心则没有一丝波澜。
这个年龄再难为爱情落泪。她只记得大学毕业季和那时的男友分手，在宿舍的被子里压抑着呜咽。
根据一家婚恋网站发布的《2018单身女性调查报告》，受访单身女性认为理想的晚婚年龄是27岁到30岁。对她们而言，30岁后的每一次日出，都是理想迟到的计数。
“对女性来说，30岁肯定是一个坎儿。”北京一家“红娘”机构创始人范阳君说。不到25岁的女性客户在寻找伴侣时有相当优势，过了35岁则困难重重。30岁上下的女性位于希望与绝望间。
年龄匹配的“优质男性”大多结婚了，还留在感情市场上的怀着和同年龄女性完全不同的心态。30岁上下未婚，女性客户多追求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男性客户则大多计划“多玩两年”。“无论在职场上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很多男性体会不到女性感受到的那种年龄带来的社会压力。他们正值盛年，不觉得着急。”
张宁宁遭遇过一位创业新贵不加掩饰的提议：做我的情人吧，不结婚，我不干涉你的事业，你不干涉我的家庭。她果断拒绝了，对他的坦荡甚至生出几分敬意，只是再无法直视这位已婚男士朋友圈骄傲晒出的孩子照片。
她在27岁那年失去了相恋5年的男友。婚期都定了，对方劈腿了。这次惨烈的失恋逼她重启了人生。她怀疑在那个路口婚姻的可能被错过了，再难回头。
“其实我们就是太挑啊。”张宁宁笑了。她觉得自己想要的太多，要条件相当，还要感觉投缘。
29岁最后一天，张宁宁本该赴一场生日宴，有个“差不多合适”的男人在那里等待。“去了就应该在一起了”，习惯牛仔裤的她甚至换了条裙子以示决心。过景山公园，4月春光漫过红墙来，她突然不想继续走，跳下车，扎进花海里玩去了。
陈小河咬紧牙关：不能将就。她等了太久了，“不是找不到”，只是“想确定对的那一个”。可城市偌大，那个人却不知何处。
她毕业后最长的一段感情持续了3年。对方是父母介绍的，“算是门当户对”，两个人明确奔着结婚去。她在开端时就隐隐感到了不对，压了下去，直到生活态度的矛盾逐渐恶化为纠缠每个细节的争吵。
“年龄越长的男性，反而越偏爱年龄小的女性。”范阳君说。很多年过30岁的男客户会直接要求30岁以下的伴侣。反而是年龄小于25岁的男性不介意和姐姐们试一试，能接受的年龄差一般也不会特别大。
陈小河也接触过比自己小几岁的“小鲜肉”。但这场姐弟恋情并未如热播韩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一般浪漫展开。男生“太幼稚”，老爱拉着加完班疲惫不堪的她打电子游戏。她则太轻易识破小朋友的“撩妹”伎俩，不忍心拆穿，不得不配合表演。最终，陈小河提出了分手，“我还是别祸害你了吧”。
30岁的倒计时悬在寻找伴侣的愿望上。一些临近三十的女性缺少安全感，会着急要求“红娘”多提供一些备选，恨不得几天见一位，只怕错过。而另一些女性则分外谨慎，她们经济独立，不想为一个随便挑选的男人降低原来的生活水准。
出生于1989年的王玫计划在30岁那年结婚。
王玫和三里屯见证了彼此最蒸蒸日上的时代。这片北京东城临近诸多驻华使馆的地界曾以先锋酒吧和鱼龙混杂的“小脏街”著名，于2008年接受了地产项目48亿元人民币的洗礼。王玫在2013年回国，加入到这场变化中。
王玫是北京土著，含着金钥匙长大，比同龄女孩见过更多选项。妈妈在股灾中痛失千万元，她安抚妈妈：“您只当给我买了套房，我没去住。”
她“爱自由”，高中毕业后去美国洛杉矶大学读一个排名靠前的专业，待了两年觉得考试太多不开心，又折腾去英国念了几年书，父母也只有微笑支持。
她觉得这辈子已经“毫无保留地爱过一个人”了。那是她在英国读书时的同学，两人闪婚，她相信就此要相夫教子幸福一生，日日早起准备好饭，苹果削皮，酸奶插好吸管。她几乎负担了家庭生活的全部开销，并不吝砸钱帮他开品牌鞋店。
这可能反给男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离婚”终于出现在越来越频繁的争吵里。王玫没当真，随意装了点衣服拖箱子就走，“想吓吓他”。走到门口，丈夫说：“你把钥匙和门卡留下吧。”
那一刻，她明白了，她心死了。
如今的王玫习惯着西装外套、嘴唇鲜红，经营着一家在周二晚上仍近满座的女性主题酒吧。从窗口望去，明亮橱窗闪耀着国际品牌的奢侈品，形形色色的人拍照、花钱、找乐子、找爱情。她熟悉这片摩登热土的古老规矩，要贩卖快乐，得打点上下，广交朋友，托对人才能办成事儿，不能“抬着猪头找不到山门”。
谈起要嫁的那个男人，除了爱她以外，王玫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与她“门当户对”。
她不缺钱，也没兴趣要他的钱。但她越来越坚信，财富要吸引对等的财富才能发展，“老道理要听，老话要信”。
同样生于1989年的严秋爽在30岁来临前夕，决定与丈夫分居。
严秋爽和丈夫结婚3年，“皮革婚”，“开始有点韧性了”。 内蒙古姑娘严秋爽眉眼带笑、丰满，从本地一所大学毕业后来了北京，供职于一家大型国有乳业企业，在那里认识了丈夫。她骨子里浪漫，丈夫求了两次婚她都嫌不够气氛，没答应。第三次求婚被安排在世贸天阶，那里有一条30米大屏幕走廊。
那场浪漫相当混乱。丈夫白天参加了一场培训从城郊赶来，满头大汗。花朵不成束，助威的同事一人几朵抓着。路人惊呼中，大屏幕上出现了严秋爽的脸，配文“你愿意嫁给我吗?”
他们还有一辈子要一起过，但“天幕”只能给30秒——它日程繁忙，预约好的时段不容商量。
婚后他们一天也没有分开过。两人相继辞职共同创业，在东五环外的通州区租下一个小别墅，为团队建设、同学聚会这类活动提供场地娱乐服务。房子从一片破败到宾客盈门，两人从负债到年收入40万元。
他们在河北燕郊买了房。那是许多在京工作白领的经济选择，严秋爽一个人时在那住过，每天早上6点不到起床，踩着高跟鞋，夹在为子女排队的老人中间挤上公车，到公司才化妆吃饭。如今，夫妻俩开车通勤。车也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空间，讨论生意和未来。不在路上时两人反而不太说话，各自盯着手机。
分居一段时间的计划也是在车上拟定的。丈夫留在家里，体会难得的自由，以期在重聚时更加珍惜婚姻。严秋爽则暂住在三元桥处的亲戚家里。
爱情甜蜜，她却越来越不安。创业初，她是两人中开疆拓土的那个，提供点子，负责谈判和拍板。慢慢地，丈夫越来越成熟，她则乐得自家男人走到台前，自己退居二线。“我的进步不如他快了。”
这次分开，她计划花一年时间考察一个潜在的新项目，重聚时开启。她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减肥，请了私教，三餐的肉类只吃水煮鸡胸和蒸熟的金枪鱼。“女人仿佛总是这样”，新态度要从减肥开始。
“我要找找我自己了。”严秋爽说。
一代又一代
张宁宁目前最大的焦虑之一来自卵子。
“卵子也是有保质期的，‘出厂’20年和‘出厂’35年的卵子质量是不一样的。”她惊恐地引用了一篇科普文章。
张宁宁担心自己迟迟遇不到对的人，而卵子正在慢慢过期。这也是父母的焦虑，他们见缝插针地催促女儿安定下来。夫妻俩就这么一个孩子，自由放养。如今双双退休，爸爸偶尔钓鱼，还在顶楼养着一笼鸽子。
父母爱情带有那个时代的中国特色。年轻时的父亲在母亲工作的厂子大门口等她下班，穿着绿色军雨衣，在雨里一站几个小时也不好意思上去。女孩在窗口观察，只觉得这男孩羞涩可爱。
“现在的爱情要是也那么简单就好了。”张宁宁有点羡慕。她不太和家里人聊自己的生活，只是每天在一家三口的微信群里发自己在食堂的饭菜。父母有种单纯信仰——饭吃好了，就说明过得不错。
严秋爽婚后一直不敢要小孩， “责任太大了，你要负责孩子的整个一生啊。”
她觉得这可能与自己的独生子女身份有关， “老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她似乎总是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生活，不管工资3000元还是3万元都是“月光”，“也不知道怎么花完的”，拥有太多，想要更多。
她计算了一下，即使生育在公立医院，孩子请月嫂每月支付6000元，学步车、婴儿床动辄上万元，如果母乳不足进口奶粉也是一笔巨大的花销。更不提未来的幼儿园、小学学费和无尽的兴趣班。
迟疑间，家乡的父母开始老了。严秋爽千挑万选给爸妈买了医疗保险，仍止不住担心。
陈小河的父亲去年大病一场，来北京做了手术。目送爸爸被推进手术室，几米路似乎走了很久，她感到从未体会过的恐惧和心酸。
她握着母亲的手在手术室门口等待，感觉与她心意相连，胸中翻滚，没有眼泪。终于，医生走出来宣布一切顺利。母亲含着泪说了句让她难以忘怀的话：“你看，你得赶紧找个人嫁了啊。”
“所有情绪瞬间‘哐唧’没有了!”陈小河算是服气了。她发现，只要自己还没结婚生子，在母亲那里就算是失败的。
王玫心中的成功则是一个终结：年老的她坐在摇椅上，回顾自己的一生。一开始她以为旁边的摇椅上会有一个男人，像《最浪漫的事》里那样。现在她觉得只有自己也足够，无论那时自己更加富裕还是已然破产。
她觉得自己再难奢望父辈那样的积累效率。那个高楼破土的年代，她认识的一个叔叔小学没毕业，曾连结婚彩礼的自行车都出不起，却靠往来北京河北间倒卖建筑材料发迹，每周用麻袋装钞票回家。
这个曾经叛逆的富家女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正变成母亲。母亲看中父亲对女儿的宠爱，当然还有他坚实的物质基础——“那是种爱的能力”。两人携手半生，不再有第二个孩子。王玫已经开始理解母亲的智慧信条。
“女人啊，要学会示弱。”三里屯“玫姐”酒至微醺，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比起父母，同龄的女性朋友是陈小河在这个城市更信赖的依靠。她们隔一段时间相聚，彼此吐槽自己的人生。30岁的女人有的经历了离婚，有的则在婚姻小事中磨砺。
“似乎是年纪到了。”陈小河最近总感觉一个人的出租屋太安静了，她考虑养一只狗。
张宁宁曾有过两个无话不谈的女室友。但友谊终因一个男人而破裂。两个女室友在一家京味菜馆里互扔餐具，分道扬镳。房屋中介继而卷走了押金和剩下的租金消失了，张宁宁仓皇搬出。那场争斗后，她在自己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杯子，是那段时光最后的纪念。这个城市，人和人失散几乎日常发生。
她如今一个人住在东城区胡同深处的老小区里。公司为每个员工提供了租房补贴，写字楼附近的房东于是每月顺势提价了。
下班回家出地铁站或是下出租车后，走到出租屋需要经过一条小胡同，路灯暖黄，有时积雪，有时蝉鸣。两侧有晾晒的花棉被，还有老人精心打理的小菜圃，就像留在成都童年里的那个家。她说，整个城市里只有这段路，一天24小时只有这10分钟，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她在犹豫和一个男孩“试试”，对方在胡同尽头等待，两个人心里都不太确定。北京下起了4月里第一场小雨。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记者 王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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