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两会热点解读】个税改革方案敲定迫在眉睫(2)

　　具体操作上，可以把综合税作为分类税的补充税，既可以进行加征，又可以进行退税。如将全国个税-薪酬（分类税）的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各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作为家庭人均税前收入的综合税起征点。不同地区的家庭综合税起征点可以不同，如上海可规定缴纳社保后的税前家庭月人均收入5000元为起征点，假如某四人家庭只有一人工作，且其月薪为15000元，家庭月累计税前所得为16000元，人均4000元，低于起征点，那么，该家庭可以从已经被征的分类税中获得全额退税。又如，另一个三口之家有两个人工作，月薪均为10000元，尽管已经分别被征分类税，但家庭月税前所得为20000元，那么，该家庭还会被加征综合税。

　　综合税作为补充的设计有三大好处，一是鼓励生二孩;二是考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更有利于公平;三是把综合税作为一种补充个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劫富济贫”作用。

　　减少税率档次以便有效征税

　　尽管我国最高薪酬的累进税率达到45%，且档次达到7级，高于美国、日本及全球绝大部分国家，但实际征税效果却不佳（见下表）。这是因为我国现行分类征管模式，不仅为纳税人避税提供了制度漏洞，而且导致纳税人因正常纳税的机会成本过高而通过各种避税手段逃避纳税。

　　全球主要经济体个税税率概况

　　较少的税率档次能够降低税收征管的复杂程度与征管成本，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而较低的最高边际税率可以降低高收入群体通过各种渠道避税的动力，并扩大税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较多国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税制改革，总的改革思路可以归纳为由“高税率、低税基”向“低税率、高税基”的转变、简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的复杂程度。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下，前三个税级对应的所得额与级间距太小，使得中低收入者很容易被推高到较高的税级;最靠后两级税率偏高，导致企业吸引高端人才的成本过高，同时也是导致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过程中高税级征税效果欠佳的一大原因。

　　实际上，各地为了鼓励人才引进，留住税收大户，也多采取对高税级被征税者采取先征后返的方式，故实际被征高税级者少之又少，这部分人要么合理避税（如到香港纳税）、要么逃税（走费用）、要么被优惠。因此，与其现行税制下大量如税源被流失，不如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把现行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5级，即把6级（35%累进税率）与7级（45%累进税率）去掉，剩下5级再做相应调整，最高边际税率为30%，最低为5%。

　　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更重要

　　中国个税收入大约只有美国的9%左右，但GDP规模却是美国GDP的60%左右。美国个税收入几乎要接近政府税收总收入的一半，主要原因是能够对高收入者进行有效征税，如年收入11. 3万美元以上者只占美国纳税人的10%，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的71.22%，而我国却难以对高收入者，尤其是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获得者征税，据国家税务总局披露过的数据，高收入者只贡献个税收入的35%左右。

　　因此，中国的个税改革不仅是税制改革，更重要的是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必须同步开展。如目前代征代缴仅适合于分类税，而一旦开征综合税，需要广泛推广纳税申报制度，大幅增加税务调查员的数量。同时，要建立全国性的个人不动产、储蓄、证券等财产信息共享平台，这就需要税务部门能够联网银行、证券、房地产等多个监管机构的信息系统，打破政府间的行业与地区信息壁垒。同时，对于征管难度大的现实，并不是没有办法，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加强个税征管工作，如对偷漏个税者加强处罚力度，对举报偷漏税者进行奖励。此外，研究征管对策，对隐性收入、灰色收入等进行有效征税。

　　如果总是以个税改革时机不成熟、税制改革操作性差、征管困难等理由拖延个税改革的时间，则要指望居民收入结构的根本改善就更遥远了。要知道从启动税制改革到审议和征求社会意见，再到修改和最终立法，已经是十分漫长的过程，而要让新税制真正开始发挥作用，真正能够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则没有三到五年时间是做不成的，也就是说，假如现在启动个税改革，恐怕要等到2020年以后才能让新税制发挥作用，但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却有加重倾向。因此，改革滞后所导致的时间成本往往远大于改革成本，时间成本经常会忽略，故个税改革不能再拖下去，此时不改，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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