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留守少年自杀:爸我死了你就高兴了（遗书全文）(5)
9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留守女童在讨论作业。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婷舒/摄
打破留守的循环
艾琳一直很羡慕那些跟长辈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他们可以跟父母谈各种事情。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做到。
在长大成人以后，每当想起小时候的遭遇，她都会觉得难过，有时半夜都会哭醒。她说，父母后来眼界开阔了，重男轻女思想改变了一些，自己也更加体谅他们。但是，那种伤害是不会消失的。
留守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对她的人生产生了影响。“我觉得社会最小的单位是个人，不是家庭。家庭只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更好的人类发展指向的是个体幸福。”她说。
她的理想之一是推动社会公平，她认为，这与自己幼时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有较大关系。
影响还反映到了她恋爱中的表现。“爱的缺失导致我对初恋的关爱极其渴求”，她特别害怕失去恋人。“他对我一点点好，我都愿意容忍他所有的不好，不愿意离开他。”她说，感情结束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的状态跟乏人爱护的留守经历关系很大。
关于未来的家庭安排，她也跟前男友有过冲突。他主张把孩子放在老家，让老人抚养，而她一定要把孩子放在身边，因为她知道留守的经历有多恐怖。
潘璐在调研中遇到过另一种极端，那是一对年轻夫妇，女方曾是留守女童，初中就辍学成家生子。她对孩子表现得非常极端：自己每天跑到山下打牌跳舞。送孩子去医院治病，也只顾着自己玩手机不管孩子，说“治不好就算了”，完全把孩子当成负担。
许多有过留守经历的女孩表示，自己在情感上最大的后遗症，是缺乏安全感。有人这么形容：“就像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人，这一辈子都会对食物有一种别样的情感。”
“缺爱、缺关心、不知道如何去爱人”的李雪承认，自己交男友的时候，心态是“终于有人爱了”。
她说，读大学以后遇到的人和事让她改变了很多，缺乏安全感恐怕改不了了。很多中学同学没有读大学，出门打工或做生意，这些人长大后大部分又会走到上一辈的老路，他们的孩子又成了留守儿童。
用贺聪志的话形容，这叫“留守的循环”。今天的留守女童，结完婚如果没有公公婆婆帮忙看孩子，很容易成为留守妇女。她注意到，有的地方结婚讲究“小三件”——车子、房子、小老婆子，“小老婆子”即四五十岁的婆婆。有婆婆帮忙照看孩子，婚后就能出去打工，等到孩子长大了，自己可能就得回来帮忙带孙子，成为“小老婆子”，再大一些就是留守老人。
叶敬忠在河南农村见到一位做了母亲的前留守儿童，留在村里看孩子——这是极少的个例。但他不确定她能坚持多久。“确实很多孩子会说，我才不会让我孩子这样”，但很多人最终的选择仍是外出打工。在他看来，那是“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
“留守儿童问题很简单，就是农村为城市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你要是把留守儿童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永远放在经济建设的后面，那永远不会受到太多的重视。”叶敬忠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现在，艾琳的期待是：“这种制造了留守儿童的经济模式最好能有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经济模式，你也没法把孩子带到大城市去。这个才是原因。”
陆士桢认为，在越来越大的“风险社会”里，儿童作为面临最高风险性的群体，必定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所受到的伤害也呈现出原因多样化、程度复杂化、后果复合化、影响深远化的特点。母亲的发展状态对孩子有直接影响。留守女童面临的种种困境，实际上不仅是对妇女发展的挑战，更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家庭和下一代的成长。
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第一份以保护留守儿童为切入点、设计制度的国务院文件，全新的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正在建立。
几个月后的儿童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了一次有关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研讨会。在会上，民政部新设立的留守儿童保护处工作人员林依帆说：“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这个国家最弱小的子民，我们国家的合法性在哪?如果我们经济发展以牺牲一代人的代价进行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有何意义?”
他说，国务院的这份意见梳理了每个工作环节的责任。此前涉及留守儿童的表述叫“关爱服务和侧重服务”，这次明确表述为“关爱保护”。在文件起草和调研中，一个共识是，留守儿童面临的不仅仅是心理关爱的问题，更是权益保护的问题。
同样在这个研讨会上，国际组织“儿童乐益会”的儿童保护项目经理曹越说，儿童保护机制并不是确立一个责任单位，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背后是中国怎么看待她的儿童，怎么养育她的儿童，究竟是牺牲儿童的权益去发展经济，还是怎么样的路径?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乔东平则指出，很多国际组织做过测算，童年的时候每投入1元钱，成年以后将有7倍的收益，“对儿童的投资是效益最好的投资!”
(陈轶男 胡宁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为化名)
(以上内容整理自春城晚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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