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话，七大群体将要加工资

　　政府一直强调，首先是要把蛋糕做大，然后是分好蛋糕。前者是生产问题，后者是分配问题。收入差距过大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处理好收入分配有利于协调社会矛盾，增强人民幸福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生产提供元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再加上分配统计有待完善、分配不公平和秩序不合理的老问题，城乡居民增收面临一定困难，财产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务院在2016年10月21日出台了《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国发[2016]68号，以下简称《意见》)。

　　图解国务院《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 中国政府网 图

　　项城网(www.xcctv.cn)记者采访知情人士了解到，这次《意见》的出台历经一年半的时间，全体工作组前后七次去各省市调研，试图摸清真实就业情况，工资水平，生活状况，从实际情况出发，历经多次更改最终定稿。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蒲宇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务院10月21日发布《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瞄准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层干部、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分类施策，实行激励计划，带动城乡居民增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意见》强调，到2020年，城镇就业规模逐步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意味着，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共建共享的格局初步形成。

　　一般来说，中等收入者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稳定渐进的工业化力量。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长万海远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这是首次明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目标。《意见》明确提出要研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问题，这不仅可以为缩小收入差距和扩大消费比重提供出路，而且对于我国“调结构、稳增长、促发展、保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万海远认为，中等收入者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是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确立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战略，明确中等收入者比重增长的目标，关系到经济社会转型与改革的全局，对于协调重大利益关系、形成广泛的改革共识、提振社会对改革的信心，意义重大。

　　从数据上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较低，而低收入人群比重较高。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称，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会带来消费增加，刺激消费，有助于扩大内需，形成宏观经济的良性运行机制，从而改变我国经济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和政府投资的局面。他认为，通过这种措施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更具有持续性和包容性。

　　市场化收入是增收的关键

　　《意见》的核心是激励导向，不是简单涨工资或提高福利，而是通过有效激励，一方面激发创收创富的内生动力，一方面营造公平的发展环境。蒲宇飞认为。

　　他强调，实施七大群体激励计划，就是要分群体施策，找准各自的重点，比如技能人才关键要实现技高者多得，新型职业农民关键是推进职业化，小微创业者关键是降低创业成本，科研人员关键是实现工资性收入、项目激励、成果转化奖励等多重激励，企业家关键是解决产权保护法治化，基层干部队伍关键是完善工资制度，困难群体关键是提升人力资本。

　　万海远认为市场化收入才是居民增收的关键，从改革创造和收入增量的角度来看，政府要把居民创造价值、提高创新增量作为核心工作，要着重创造条件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性或体制性成本，让企业和劳动者在市场上充分竞争，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市场价值，也获得更多的市场回报。

　　在所有四类居民收入的构成中(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且也占据着居民总收入的80%以上，比较来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就较低，不到20%。

　　应该把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作为目标。万海远认为，根本着眼点是提高居民收入增速，而不是要拉低GDP增速，从而使得两者保持同步。政策上来看，要改革过去通过人为压低工资、压低消费的方式来保持经济的竞争力，而必须在保障人民收入和福利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不断发展。

　　提工资不违背降成本

　　当前的经济背景下，不少企业存在负担加重、经营困难的情况。降成本一直是政府强调的让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的方式之一。既要增加收入，又要减少企业成本，那么收入增加的部分从何而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蒲宇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促进增收与降低成本是一致的，目的是将收入提高建立在企业综合成本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蒲宇飞强调，实施起来具体有三个路径：一是通过清障增收，清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障碍，降低制度性成本。二是通过减负增收，如有效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劳动用工成本，本身就是提高收入的有效办法。三是通过增效来增收，企业效益提高了，也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在宏观分配中，政府、企业、居民的比例一直存在动态变化。总的趋势是，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在持续稳定的下降，企业收入占比基本稳定，而政府所得在稳步提高。因此，既要降企业成本又要提高居民收入的唯一办法，就是要降低政府所得。万海远强调，“在《意见》中并没有详细谈该如何降低政府所得，该如何减少政府的税收、行政性收费和社会保障缴费问题。”

　　在他看来实施中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意见》通过强化收入分配政策的激励导向，谈了七大群体的增收目标，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居民群体增收的具体动力来源。

　　万海远表示，要实施的六大支撑行动虽然在原则上说明了未来的方向，但是在基层操作中仍然需要细化。基础的就业支撑如何实施，技术能力的培养如何实现，新增的托底支撑来源如何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开源清障支撑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秩序规范来完成等，都需要明确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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