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结果出人意料 历史真的要改变了吗?

　　随着英国脱欧成功和美国大选特朗普获得胜利，一种声音就传了出来，世界要改变了，经济全球化将退出历史舞台。那么现实真的是如此吗?

　　想象一下，假如英国工党(Labour party)在大选之前把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换了下来，那么很可能，现在的英国政府将不会是保守党政府，退欧公投就不会举行，英国也就不会退欧。

　　想象一下，如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三个在上两次大选中都投票支持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州多赢得了10万张选票，那么，世界现在将有些索然无味地目睹坚韧的主流政治又一次抵挡住了反动压力。

　　我们这些追踪政治动态的人都有史诗情结：当选民做了奇怪的事情，我们想相信自己正在经历着历史的转折。当世界上两个最稳定的民主国家投票支持改变时，这一定是自由主义的终结、中产阶层空心化、或其他什么同样宏大的因素在起作用。把这怪罪到一些特殊状况(例如近年来左翼对平庸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圣人般的耐心)的头上，似乎不能令人满意。

　　今年或许将标志着世界历史从自由主义到非自由主义的一次持久转折。但是，这一观点所基于的理由，也只不过是一次很悬的退欧公投和一次更悬的美国大选。退欧尚未付诸实施，甚至尚未得到界定;而美国大选的影响尚不确定，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位大政府和自由市场、凯恩斯-里根主义的信奉者也可能在四年时间里转变观点。美国人刚选出一个想减税和废除金融法规的总统，米利班德已由此推断出，“旧的经济安排”——他指的是自由主义——已经死了。

　　2016年唯一明白易懂的教训就是，编剧威廉•戈德曼(William Goldman)对好莱坞的评判——“没人懂任何事情”——也适用于国家事务。预测政治事件是一项不精确的科学，就像从十几个提交上来的剧本中挑一个能火的剧本一样，而且更不好玩。如果没有预测到这些事件，我们应该暂且把它们放下，不要马上就由这些事件推断战后相互贸易的国家由美国保障的秩序走到了尽头、甚至1979年后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走到了尽头。

　　这种自信的描述——似乎它描述的事情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的这些天里真发生了一样——导致西方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向了自给自足、倒向了对所有外国人的怀疑——只除了某些受青睐的强人。这种描述寄希望于高尚的德国能在风暴中保持岿然不动，就像优秀的德国中场球员用优雅的传球装点一场心不在焉的足球赛那样。

　　这里包含了太大的假设成分：要假设已在各个不同问题上软化了自己立场的特朗普，会对自己在过去18个月里说过的话说到做到，并且他说过的话包含一以贯之的反自由主义主题;要假设退欧会让英国成为一个更封闭、而非更开放的经济体;要假设从法国到意大利的欧洲民粹主义，将在未来一年取得突破;要假设西方的国家主义变化不会被其他地方的市场改革所抵消。它寄以希望的地方看起来甚至是冒昧的——它指望对两年前披露出的美国间谍活动感到心烦的德国，主动承担起一个霸主必然免不了的讨厌负担。

　　这些预感可能会被后面发生的事件证实，但现在有什么理由把话说得如此确定呢?2008年，当银行纷纷倒下、政府采取行动时，谁知道中右翼政党将在八年后主宰富裕世界?现在凭什么能肯定八年后富裕世界会是怎样的状况呢?

　　或许最坏的情况确实会发生。抑或主流政治人士会从民粹主义者那里借鉴足够多的东西，在不改变我们社会基本面的情况下，平息选民的吁求。这暗示着低技能移民变少，原本缓慢的达成贸易协议的进程进一步陷入胶着。又或者，到2020年，即便没有这些调整，给了希拉里多于对手的普选票数、也给了奥巴马很高支持率的美国，将回归中庸。

　　关于未来会怎样，目前存在许多种有道理的可能性，而自由主义者们似乎触及的是其中最暗淡的一种，作为对冷战后骄傲自大的自我惩罚。冷战之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感觉到了“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在嘲讽他的历史在1989年终结的说法时，我们把一种目的论换成了另一种目的论：把自由主义取得胜利换成了它即将消亡。

　　是的，福山错了。但是，这个错误带给我们的教训是，在预测未来时保持谦卑非常重要。它提示我们要接受现实，即人类的事情就是乱糟糟的一团、而不是一部可知的史诗，不要急着抛售我们在一份名为“市场民主”的不良资产中持有的股份。历史没有终点，人类的歇斯底里也没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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