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要脱离苦难深渊，必须先这幺做

地点是加州的新港滩（Newport Beach），时间则是一九八九年十月五日。 达赖喇嘛在照相机快门声的和奏，和闪光灯断奏曲当中，走进为他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开的记者会现场。

达赖喇嘛在几小时前才刚听说自己获奖的事，仍处在要摸清头绪的阶段。一位记者问他，他打算如何安排当时总计有二十五万美元的奖金。他对这个奖项有这样一笔奖金，先是感到惊讶，接着便说：「太好了！我一直想捐一些钱给印度的一个痲疯病患村。」第二天他告诉我，他立即想到的是，如何把这些钱送出去。或许还可以送给饥民。

如同他常提醒别人的话，他不将自己视为一个受人崇敬的「达赖喇嘛」，而是一个普通的和尚。如此一来，他对这种来自诺贝尔奖项的钱，便不会有个人需求。

每当他收到一笔捐款，就立即转送出去。比方，我记得有次达赖喇嘛在旧金山参加一场有社运人士参与的会议。会议进行到尾声时，即公布该场会议的收支状况（非此种场合的一般正常程序）。门票收入在扣除支出费用后，还剩余一万五千美元。他当下就宣布，要将这笔钱捐给一个与会团体，用在奥克兰的弱势年轻人身上。大家听了后，无不大为惊喜。这个团体先前也受过鼓励，自行办过类似的会议。这件事是发生在几年前，之后也仍看到他持续这种即刻慷慨捐助的行动。

达赖喇嘛的想法则是这个时代的异数。他的存在似乎在对我们说：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放鬆紧绷的神经，放下我执，抛弃以我为尊的心态，如此才能想到别人。 

一九八九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前一晚，挪威来电说，他们的大使要亲自颁奖，已在前往颁奖的路上。但那通电话拨通时，已是晚上十点钟，早超过达赖喇嘛七点钟的就寝时间。 

第二天早上，达赖喇嘛从清晨三点到约七点钟进行晨祷仪式（中间有早餐和收听BBC的休息时间），没人敢在这时间内打扰他，告诉他诺贝尔颁奖的消息。所以在他知道之前，新闻已先公布了。

同时间，他的私人秘书也忙着推辞，世界各地顶尖媒体蜂拥而入的採访邀约。这和几年前，记者对报导达赖喇嘛，常表现出意兴阑珊的态度，完全是南辕北辙。突然间，全球媒体的焦点都放在他的身上。世界性的主要电视网和报社，似乎都想沾上边来採访他。 

虽然电话铃声不断地响，达赖喇嘛在那个早晨的作息仍然平静地进行，并指示秘书不要更动已安排好的行程，以及和神经科学家的会议时间。由于他不愿取消这个会议，其他行程的邀约因此被回拒，或是延后。他只接受让一个记者会，排进傍晚的行程中。 

记者会开始前，将近一百位的记者和摄影师都已经到达当地饭店宴会厅，等待这个临时的记者会开始。他们聚集在会议厅里，摄影师拿出橄榄球球员争球的架势，无一不想占到一个靠近前方的最佳位置，抓住最好的摄影角度。 

许多记者是从好莱坞就近派来。他们专门报导影视新闻，早已习惯接触影视界名人。而现在，他们所要面对的，却是一位淡泊名利，无意在新闻媒体镜头前过度曝光的另类人物。 

在这个被自拍淹没的时代，许多人都觉得不打卡不行，每个所到之处，每餐所吃的食物，都要上传到网路。达赖喇嘛的想法则是这个时代的异数。他的存在似乎在对我们说：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放鬆紧绷的神经，放下我执，抛弃以我为尊的心态，如此才能想到别人。 

试想他对得到诺贝尔奖殊荣的反应。我刚好也出席他那一场记者会，因为我刚结束为达赖喇嘛和一群心理治疗师，还有社运人士主持的一场为期三天的对谈。那一场对谈的主题是关于：对人道关怀採取的行动。 

在他知道得奖的那天，我为《纽约时报》访问他之后，我再次问他得奖感觉。他用他所谓的「破」英语告诉我说：「没什幺感觉。」让他感到开心的，反而是因为看到其他相关的参与者，表现出的开心感觉。他所呈现出来的反应，正是他的传统文化所称的「随喜」（Mudita）——因为别人的快乐而快乐。 

想想他这种很有意思的性格。他的好友大主教戴斯蒙．屠图（Desmond Tutu），似乎特别能引发出他那张充满欢乐、淘气的脸庞。当两人聚在一起时，总如小男孩似地，互相揶揄。 

不论聚会的性质为何，达赖喇似乎随时準备好逗人开心。

我记得在一场和一群科学家的会议中，他讲了一个和自身经验有关的笑话（这种情形常发生）。他在过去已多次参与科学家的聚会。他告诉我说，这总让他想起一个有关喜马拉雅雪怪捉到土拨鼠的古老西藏故事。 

雪怪站在土拨鼠洞穴的出入口，想等土拨鼠跳出来时，就可以立刻向前突击，将土拨鼠压着，好像坐在土拨鼠身上一样。但是当另一只跳出来时，雪怪又得站起来去捉另一只。而这时原来的那一只就逃走了。 

达赖喇嘛笑着说，这个场景就像他在上完所有科学课程后的记忆一样！

还有一次，他在一所大学侧厅，等候和科学家的研讨会开始。会议前有一段由高中学生表演的无伴奏合唱做为余兴节目。当合唱开始时，达赖喇嘛悄悄地走上那个没有布置的舞台，在唱歌的学生们旁边张手飞翔，模样快乐得不得了。 

这一段演出并不在安排的脚本中。那些準备好，要正式接待达赖喇嘛的研讨会成员和学校工作人员，站在后台不知所措。沉浸在自娱中的达赖喇嘛，向演唱的学生投以微笑，完全忘却那一群也对他微笑的台下观众。 

在一个仅有受邀者可参加的会议中，二十四位执行长围着一张长桌坐，达赖喇嘛则坐在桌子的正前方。当他们在谈话时，一名受雇全程拍摄会议的摄影师，坐在达赖喇嘛椅子旁边的地上。他的长镜头不断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达赖喇嘛暂停讲到一半的话，神情饶富趣味地往下看着那名摄影师，然后要摄影师不如躺在地上睡一觉。会议结束后，摄影师拍了一张达赖喇嘛和那些企业领导人的正式团体照。

就在团体照完成，众人解散时，达赖喇嘛示意摄影师过去，接着就拥着他，和他拍了一张双人合照。

此类片段小插曲单独发生时，似乎很平凡。但当次数变成点点繁星般多时，就可以说明，达赖喇嘛独特的情绪反应以及社交方式。他对周遭的人富有同理心，充满幽默感，态度自然不做作，拥有将全人类当成都是一家人的一体感，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胸襟。他人生态度的特点不胜枚举。

他拒绝当一个假神圣伪善者的态度，还有性格上爱逗笑的小弱点，是我对他最啧啧称好的地方。他表达慈悲心时，总带着愉悦的心情，而不是冷峻的态度和空洞的陈腔滥调。

毫无疑问地，他的这些特质是透过从年轻时就开始用功研习，和潜心修行荟萃而来。他现在每天仍然保持研习和修行五小时的习惯（早上四小时和晚上一小时）。这些每日的研修，形塑出他的道德感，和他对外流露出的性格。 

这种自律精神，也是他独特价值观的稳固基础。而这种价值观又让他酝酿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观。最后，他的真知灼见即在这样的世界观中发光发热。

「若要脱离过去苦难的深渊，就要先扭转内心——弱化毁灭性的情绪，强化美好的人性，」达赖喇嘛说。

达赖喇嘛已经环游世界几十年，见过的人包括各种背景、各种阶层、各种长相——种种经历也因此造就他如此的眼界。他日常接触的人，从原籍来自巴西圣保罗，或南非索威托（Soweto），住在贫民窟里的归化公民，到州长或是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都有。他的慈悲心，是他在接近这些广大群众时，始终不减退的动力。 

他眼里所见的是人类全体——全都是「我们」，没有迷失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他提到「我们人类这个家庭」时，这个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如富人与穷人间逐渐加深的鸿沟，或在支持人类生命的太阳底下，从事各项人类活动时，无法避免的崩坏衰退，对他来说，都是属于全球性的问题，凌驾国与国之间的界线。

达赖喇嘛从这些丰富的多元经验，打造出一个要将希望、动力，和凝聚力带给人类群体的计划。那是一张心灵地图，让我们找到自己的生命方向，了解这个世界，评估该做的事，以及如何打造共同的未来。

他对人性的观点，如同他对待自己的方式一样，是透过自身实践和自我察觉来体现。此种做法推翻了今天许多发展过度自由的价值。他洞见到一个更能付出关怀，更有慈悲心的世界：一个在面对集体挑战时，能以更有智慧的方式来处理的世界；一个对社会在相互连结上，更能成就其所需的世界。

这一个他所预见的世界，不是仅靠祈福就寄望得以实现。且这帖能够改善现况的良药，对我们现在的急迫性，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要刻不容缓。 

本文摘自天下杂誌出版《柔软的心最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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